白线/美国的孩子(1985年8月14日)_多加·帕
第(2/3)节
但没亲眼见过的各种东西(流浪汉除外,而且没有哪个流浪汉像是盖瑞·桑迪在卧底)。五十一街上,两家中餐馆之间的小标牌非常不显眼。天佑职业介绍所,光看名字就知道是牙买加人开的,就算看名字看不出来,标牌底下的谚语“回答柔和,使怒消退”(和任何东西都没有半点狗屁关系)也足以说明问题。唯一的余地就是在名字里加上“国际”二字了。不过我可不觉得我有资格贬低这个存在宗旨就是帮助我这种废物的地方,你能打电话给身在阿肯色的前男友要钱的次数毕竟有限,他迟早会说行啊,我给你钱,但你要是再打到我家里来,威胁要告诉我老婆,我就打电话给移民局,你个爱耍心眼的黑鬼娘们儿会坐上回牙买加的下一班飞机,手里攥着一个发给被驱逐出境者的透明塑料袋,整个肯尼迪机场都会知道你用什么牌子的卫生巾。我不想说“黑鬼”这个词根本得不到他希望拥有的那种效果,婊子和贱货也没有,因为这种字眼激不起牙买加姑娘的反应。但我现在没资格经过职业介绍所而不进去,他的最后一笔馈赠快用完了。
——知道咱为什么给你这份工作吗?因为走进这扇门的姑娘那么多,你是第一个有礼貌的。
——是吗,贝茨小姐?
这番对话也不是第一次了。她经营这家职业介绍所,将绝大多数是黑人女性移民的求职者送进豪宅,照顾有钱人非常小的孩子和非常老的父母,我惊讶地发现,两者需要的东西完全相同。为了换取金钱我们忍受各种狗屎(有时候是真的屎尿),他们不过问我们的签证状态和就职经历。因此所有人都是赢家。好吧,双方都是赢家,我只管收钱。谁知道呢。问老板要钱是一码事,雇主乐意给你钱就是另一码事了。
她安排我去的第一个客户住在格拉梅西,这对中年白人夫妇工作繁忙,忘记了他们虚弱的母亲臭得像猫屎,总在谈论亚利桑那号战舰上那些可怜的小伙子。她单独住在一个房间里,空调永远定在十摄氏度。第一次和那对夫妇见面的时候,妻子一眼也没有看我,丈夫看我的时间长得过分。两人都一身黑衣,戴相同的约翰·列侬式黑边圆眼镜。她对着我旁边的墙壁说,她在里面,做你该做的事情去吧。我有一瞬间心想他们是不是希望我去杀了那位老妇人。什么老妇人?房间里只看得见许多枕头和在床上堆成一团的被单。我不得不走到近处,这才看见床中央躺着一个矮小的老妇人。屎尿的气味险些熏得我转身就走,但想到阿肯色已经不再寄汇票,我就站住了。
总而言之,我做了三个月,最后让我放弃的不是屎尿。住在雇主家里,男人开始觉得他可以不穿衣服走来走去,你的忍耐毕竟也有尽头。他第一次这么做的时候,我看得出他希望我会被吓一跳,但我只看见了又一个需要照顾的老人。第五次,他说他妻子去参加退伍军人母亲协会的活动了,我说所以你是要我帮你找内裤吗?第七次,他在我面前晃那话儿,我笑得连连打嗝。房间里的母亲喊有什么好笑的,我告诉了她。哈,我才不在乎呢。她也笑了,说男人的父亲也这个样,哪怕没人买票也要演一场好戏。从那天开始,只要有我在场,老母亲的嘴巴就很利索,甚至有了一点小脾气。但对一个晃屌的男人来说就是大脾气了。我在她解雇我之前辞职了,对贝茨小姐说让我铲屎完全没问题,但我绝对不想
和萎缩的白人yin茎扯上任何关系。她很敬佩我居然从头到尾都能坚持说标准英语,甚至能质问她这是不是一家赠送老人护理为附加福利的妓院。
——你上的肯定是纯净高中吧,她说。
——圣童,我说。
——没区别,她说。
约翰·列侬遇刺的那天,我在公园里陪第二个雇主散步。还是一位老妇人,她的健忘症还没严重到忘记自己健忘的地步。我已经带她去过公园,正准备上床休息的时候,她突然说她想去达科塔大楼,无论如何都不肯闭嘴。要么我陪她走一趟,要么她开始撒泼,通常的结局是她对陌生人大喊大叫,说这个黑鬼绑架了她。
——我想去,该死,你拦不住我,她说。她女儿看着我的眼神像是在说我私吞了她的安定药片,然后挥挥手让我们滚蛋。我陪着她和另外两千人在达科塔大楼外待了一整个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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